鄧達智,英文名︰WILLIAM,香港著名時裝設計師、市場策劃及形象監督及顧問、作家、電台及電視台主持人。曾設計品牌︰DANIEL HECHTER (法國)、WHISTES (英國)、TONI GARD (德國)、讀賣、古谷惠(廣州)。
鄧家是香港最早的居民之一,和廖家、文家並稱香港的三大家族。鄧家在新界的村子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鄧家保存完好的宗祠是香港的文物保護單位,而時下粵港一帶流行吃的“鄧家盆菜”便是鄧家流傳下來的。
鄧達智便出生在這個位于香港屏山的富足的望族村落,風流倜儻的父親有一妻一妾,家中有十六個兄弟姐妹,鄧達智是第四個出生的孩子,卻是這個大家族的長子。自小他便有了祖父為自己開的銀行戶頭,衣食無憂。
鄧達智形容自己童年的村莊是“伊甸園”,四周都是魚塘,村外有沼澤地,山上有紅樹林,有很多的野生動物。從小,他就熱愛那山野間的風景,家里管束著他不讓出去,他卻偏偏要溜出大屋四處游玩,那時候起,他就愛追著太陽看日落。至今,喜歡旅行的他,最愛看的就是日落。
那時候村里的房屋全是明清時的建築,鄧達智家的大屋不是唯一的,卻讓香港城里很多名流欣賞,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常常會有地位顯赫的名人到屏山天水圍打獵,就喜歡住在鄧家。至今鄧家的大屋里留下很多這樣的老照片,記錄著那個年代的香港,記錄著鄧家曾有的榮光。
鄧達智很懷念那個時候的生活,他說自己的童年是在電視文化之前度過的。小時候他很喜歡听祖母講故事,講各種神話。夏天,晚飯後,老人們總喜歡坐在一起聊天,男老人們坐在宗祠前,女老人們坐在宗祠後面,說的故事都不一樣。鄧達智一會兒走到宗祠前,一會兒走到宗祠後,輪流听來的故事便拿到學校講給同學听,神氣得不行。
但這個世外桃源隨著上個世紀中期香港政府的規劃管理而逐漸消失,不少人先是在村外蓋起了新樓,逐漸地發展到拆了老屋蓋新樓。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即將離開香港去國外讀高中的鄧達智突然想把自己居住的村子拍下來,後來他才知道,那一組他出國前在早上拍下來的膠片,成為見證這個古老的村落的明清民居最完整的圖片資料。所幸的是,鄧達智家沒有拆了大屋建新樓,那座超過300多年歷史的老屋如今是鄧達智獨一無二的寓所。
鄧達智感慨,他居住的很多地方都發展了。天水圍的紅樹林沒了,野生動物也沒了,以前從深圳的某處往新界望過去都能看見那片林子,甚至看見他家的老屋,如今看過去,只能看見李嘉誠建的一片樓。
後來,鄧達智在西班牙的格蘭納達買了一棟農舍,他說,那是自己已去世的三姐以前常帶孩子度假的地方。看著孩子們在那一片田園山水間游玩,鄧達智說那個村子總讓他想起自己小時候,于是他買下那棟房子,為的是送給兩個外甥,因為她們從小在那里長大。
父親最反感的那條道路
鄧家是大家族,鄧家的子女都是要送到國外受正規教育的。鄧達智的父親一生風流,待女人極好,但做起大家族的家長來,卻十分嚴厲。以至于在父親去世之後,鄧達智說的不是傷心,而是解脫︰“終于不用受他的氣了。”
鄧達智說自己職業的選擇,就是和父親作對的結果。從小他就喜歡畫畫且有天分,卻一直被父親和家庭反對,似乎,做一個藝術家,不是家族所能認可的正途。最終,叛逆的鄧達智和家里達成的協議,是完成起碼的大學正規教育。在加拿大讀完環境經濟學的大學本科之後,鄧達智說,原本他的面前有幾條路可以選擇,因為做服裝設計是其中父親最反感的,他立刻就選了這條路。
鄧達智沒有按照自己兒時的理想去做藝術家,他說上了大學之後對生活有了另一種看法,尤其是在念完經濟學之後。他說,做藝術家太苦,太被動,成功總是有賴于成功的經紀人和欣賞自己的老板,與其這樣,不如自己先做有錢人,他認為,經濟獨立是最重要的,于是看透之後,他決定做更實用的服裝設計。
鄧達智到英國倫敦時裝設計學院讀書。一開始,他上的是另一家時裝設計的名校,很快他發現很麻煩︰“學生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想明天穿什麼衣服上學。”他不願和一幫小朋友一起整天想穿什麼衣服,于是換了學校。他的同學們後來不少成為世界著名服裝品牌的設計師,他說這很讓自己佔便宜,因為只要是采訪這些設計師問他們對中國設計師有無了解,他們就會說︰“WILLIAMTANG”(鄧達智的英文名)。
倫敦留學的生活讓鄧達智相當地享受,他不僅學到了時裝設計的知識,還經歷了後來對時裝流行產生重要影響的“街頭服”和“新浪漫主義”等潮流的誕生過程。他說“街頭服”的產生不過是每日苦思冥想換新裝的窮學生們把從二手市場上買來的衣服反復搭配的結果,而“新浪漫主義”,是厭煩了蓬克裝束的倫敦學生們在聚會時穿黑衣化白色妝的新鮮點子,幾個學生一起玩的東西卻對時裝界尤其是日本設計師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然讓他愉快的不只這些,除了上課和打工,他還能計劃出時間和錢來旅游,從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只要有可能,他就會到處旅游。至今,到全世界游歷,仍是鄧達智每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在旅途中,他永遠是獨行的一個人。因為,“不希望別人過多在意我的情緒也不想自己過分照顧他人的情緒。”
某天,在路上奔跑著去上學的鄧達智被一個攝影師攔住,問他願不願做模特,他想反正也要打工,便成了倫敦時尚界第一個亞洲男模特。模特一當三年,鄧達智也念完了時裝設計,準備在歐洲開始自己的事業。不料回香港陪祖母過春節,想等一等順道去內地旅游一趟,臨時找了份事做,一做便把他的事業留了下來。
最討厭的就是時尚圈
鄧達智以其才華和奇思妙想很快成為香港最炙手可熱的時裝設計師,他對壓皺面料的運用,他對中東、中國服裝元素的提取,他將熱門社會話題作為時裝設計的取材,都在時裝界掀起過不小的風浪。然而,面對香港,面對浮華的時尚圈,鄧達智卻相當地不適應。
他說剛回到香港的時候,發現自己和香港的文化環境很矛盾很沖突,自己雖然是地道的香港人,卻覺得自己和這個城市格格不入。他發現很多香港人說一套做一套,而生在田園長在西方的他從來只習慣于跟人很直接的交往。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年都鬧著回歐洲去。後來,他知道找自己的空間,他搬到老屋去住,他找到屬于自己的寧靜。
然而身為時尚圈風頭浪尖的人物,鄧達智至今堅持,自己最不喜歡的就是時尚圈,他說自己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說服自己,時裝和設計是兩回事。他說︰“做時裝的人有很多討厭的東西,巴黎、米蘭時裝圈的很多人,面孔最討厭,那種看不起其他人的嘴臉,連小工都是這種嘴臉。”他說在巴黎看時裝秀的時候,排隊進場,拿 VIP 請柬的站一個隊,拿坐票的站一隊,拿站票的又站一隊,看到別人的態度,仿佛拿什麼票就代表什麼階層,那種感覺很不好。而做時裝的人們很少互相交朋友,別人的秀也很少去捧場。他們在一起,互相比的是穿衣服穿什麼品牌,還要故意讓人家看出來。“你穿什麼品牌跟我有什麼關系!”鄧達智不屑。他覺得不好的是︰“現在北京也開始這樣了。很明顯。”
他覺得內地的時裝陷入一個怪圈,要不就是很便宜那種,要不就是特別高級的大品牌,中間一個很大的斷層,卻沒有人關注,沒有人做。他笑說︰“北京那些 LV 和 DIOR 的店,很可憐,就一兩家,服裝就一兩件,然後所有的媒體都去拍,模特穿了不知道多少遍,才賣了。買的人不知道。價錢還那麼高。很可憐,也很好笑。”他批評內地的時尚媒體越來越不關注本地,本地設計師的作品他們也越來越不捧場,永遠捧的就是那幾家國外大品牌。他說香港與內地最大的不同就是包容性,基本上什麼樣的品牌在當地都找得到,因而挑選性很強。
為人直接的鄧達智常常這樣針砭時裝界的弊病,過去他還常常以專欄的形式寫文章談論時裝話題,寫出來的東西常常讓人又愛又恨,因此被香港時裝界稱為“壞孩子”。但是他說現在自己很少再寫時尚的文字了,因為現在時尚的文字和以前不一樣,以前是和文化有關的,但現在只說外形和細節,他感慨︰“不知是讀者不要看,還是編輯不要做。媒體現在也說不出時裝精妙的地方在哪兒,流行不是外形,要看整個文化背景的。”
崇尚自然、喜歡探究時尚背後文化話題的鄧達智選擇內地“淑女屋”的“自然元素”品牌作為自己服裝設計的新方向,他要做的是“街頭服”的系列。他說中國的休閑服市場巨大,現在這一代是穿休閑服長大的,越來越理解休閑服,之所以做“街頭服”,他感覺這個文化的氣候形成了。我問他,這個文化的氣候是什麼?他說自己說不清楚,只是感覺到了。他說自己要做的並不是要領導潮流,不過是配合年輕人的生活需求。
他並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他的時裝理念,他說,至今他听到對他批評最多最厲害的就是“他不是做時裝的”,他說︰“他們這麼說,其實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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